窗外，北方7月干燥灼人的风沿着京郊上空涌而过，这风在三十多年前，曾经吹指过他那风华正茂的面庞，此刻，又呜鸣着前来向他辞行。这是1989年7月10日的凌晨，一份沉重的唁文发向京、沪、杭各地的美术界和艺术院校，上面写着：保加利亚功勋艺术家、国际著名壁挂专家、无私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忠诚朋友万曼先生于今天凌晨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一个月之后，在他的妻子宋怀桂女士的陪伴之下，万曼先生的一部分骨灰被运回他的生养之地——保加利亚，这片广袤伸展着的山岭以她深沉的胸膛，来珍藏他的优秀儿子的魂灵。万曼先生的另一部分骨灰，于1990年安放在法国巴黎。还有一部分骨灰被安放在中国北京万安公墓，像他不朽的精神和不凡的业绩一样，永远地留在了中国。万曼先生不仅属于保加利亚，同时也属于巴黎，属于中国。保加利亚是他的故乡，巴黎是他广集博采、比肩竞艺的舞台，而中国，则是他成长于斯、贡献于斯的精神家园。
万曼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今天，当我们站在了千年之交的结点上，回望二十世纪中国艺术的发展，倍感曲折绵长而又波澜壮阔。如果，创造时代的新艺术是中国几代艺术家们——这一当今世界上最为庞大的艺术家群体——所共同思考的问题，那第，在这个探索前行的行列之中，也跃动着几位外国艺术家的身影：他们一方面努力地将西方或本民族文化传统介绍到中国，另一方面又倾尽心力，站在中国民族艺术发展的立场上，思考融合创新的可能，他们往往成为中国艺术教育中的重要力量，甚至是某一领域中的直接创始者，创建了中国现代壁挂艺术事业的万曼先生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万曼的步幅
万曼先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英俊的男士，即使是他五十岁后到中国美院之时，仍然显得像一位电影明星般精神：斯拉夫人硬朗的线条有力地勾勒着他的形象，高高的前额闪动着热情的光芒，一抹显露几分神气的胡须，像热蜡一般将双唇封住。万曼沉默少语这并非仅仅因为语言的关系，更是出于那种纯真感情的需要，那种珍视沉默的本性。而那鹰隼似的双眼在浓密眉毛下闪光，常常像清澈的双泉，可以藉此窥透内心的搐动，但有时也拉上一层淡淡的忧悒，如雾如纱。他往往给人们传递这样一种印象；精明和内向的叠合，这种叠合之于他，则又表现了一种温厚的气度，塑造出令人无以名状的依赖感。
万曼精悍结实，个头不高，却始终迈着特有的方步，显得从容不迫，镇定自如。1986年初春，他就是迈着这样的步伐，走进中国美术学院的大楼，走近几个中国青年艺术家身旁。当他们跟着万曼在小号油画内框上拉起一生中最初的几条经线的时候，谁也没有意识到，他们正被万曼先生带领着拉开了人生新的序幕，同时也翻开了中国现代艺术的一个新的篇章。
80年代中期的中国，国门初开，门外的一切令人新奇，催人奋进，整人校园弥荡着一种现代主义的热情。海外的交流学者开始来访，讲座和幻灯将西方百年现代艺术的曲折发展闪现为投影灯光的数小时的跃动，许多相距几十年的艺术现象，以其突兀的视觉形象，共时地呈现在中国艺术青年们的面前。“文革”和此前很长一段时间所造成的民族文化虚无态度仍然弥散在许多艺术青年观念中，西向的门户洞开，令人眼花目眩的光彩流泻出来，他们还未来得及细想，就慌忙在困惑和矜持中与之拥抱，求新、求变的原理以压倒一切的合理性滋长着一种西方化的模糊倾向，而万曼恰在此时到来，引动所有的视线，大家都关注着这位精干的斯拉夫人那镇定自若的步幅。
86年的春夏，壁挂工作室还在草创阶段，万曼先生就大胆地带领着这一群中国青年艺术家，讨论研帛一批壁挂作品，参加国际壁挂艺坛权威展事——瑞士洛桑国际壁挂双年展——的竞争，这是一个多么富于挑战性的步骤！西方现代艺术那难以捉摸的“变色龙”形象被定位在软雕塑这样一个崭新的领域之中，明确的既定目标筛去了许多论争和纷扰。在80年代西方现代艺术思潮冲击下、中国艺坛应接不暇的格局之中，纤维艺术却由于万曼这样一位权威人士的出场而展露出较为单纯的发展之路。在那些走向洛桑的日子里，青年艺术家们孜孜不倦地跟随着万曼先生度过了一段日夜工作、朝夕相处的公社般的创造生活。
80年代后，国际现代壁挂运动经历了60年代和70年代的革命性的不断开拓，面临着新的困惑，越来越多的新形式、新材料、新空间突破着现代壁挂运动倡导者们的初衷，壁挂的变革不断地超越着壁挂。为了呼唤壁挂艺术所应有的和可能有的自身的艺术品性，第十三届洛桑双年展提出了“墙上庆典”的主题和“回到墙上去”的宗旨。万曼先生对于艺坛上的翻云覆雨的变化胸有成竹，他抓住这个反试验的试验倾向，引导着年轻的中国现代壁挂甩开步西人后尘、勤于模仿的作法，直接从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视觉性的发掘之上开始起步。这是一个既有卓越识远见又富于挑战性的抉择，在这样一个“全新”的领域中执守这样一个传统的起点，使不少青年艺术家们为之注目。在万曼的引导下，青年艺术家们首先将搜索的目光盯向传统的器物，不论彩陶刻符、丝竹玉器，还是青铜碑帖、甲骨瓦当，整个文化史都在他们的关注之中，他们匆忙地在这些器物和纤维材料的想象之间拉线牵网，很快制成第一批模型。这些稚嫩的模型如何与编织材料、技法产生联系、如何从壁挂制作和悬置的角度来接受审视，全都仰仗万曼先生的经验和把握。“那是一个多么令人难忘的紧张而热烈的仲夏！那是怎样的一段公社般的创造生活！第一次在这样的一个高的层次上完成大型的壁挂作品，我们面临着观念上的、思路上的、技艺上的种种困难，我们聚拢在万曼先生的周围，一道在深邃的民族文化之中探游，努力捕获每一个新的念头和创意，一步步地将个人对于民族文化的理解、认识和反映深化凝聚，催生出一次又一次的小稿、色稿、大稿，最后又一道在织机旁汗流浃背地一线线、一行行地去实现这些艺术的梦。《丝竹构成》（作者：王一波、刘正）以棕为主要材料，追求青铜器的古朴深厚，在壁上堆塑起一张沉甸甸的深色帷幕；《升》（作者：卢如来）色彩亮丽，蕴含东方玉器那纯贵的气韵。《寿》（作者：施慧、朱伟）是几件柜构之中份量最重的一件，以龟甲为形，巨大的寿字赫然而立，甲骨字隐约可辨；《孙子兵法》（作者：梁绍基）将竹筒和编织技法融为一体，保留东方视觉精神中的隽达清纯的气质；《静则生灵》（作者：谷文达）以狂放巨大的书法与民间竹器物相结合，挥翰浩荡，气象森然，形成这批创作中最具文化冲击力的作品。在8月杭城的盛暑之下，在西湖弥漫、灼人的燥风之中，在青年艺术家们对于创造物急切期盼的滚热的双眸里，万曼那特有的轻松有力的步幅，那自信的神态，总是给了大家希望和信心。当这些巨型织物终于剪断经线，放下织机，悬挂在图书馆大厅里的时候，这幅中国美院从未有过的壮观景象，震动了师生的心。一个多月之后，这批作品中的《静则生灵》、《寿》和《孙子兵法》入选洛桑双年展，从此，中国的现代壁挂走向世界。
这些作品以及这次行动本身给予躁动中的80年代中期的中国美术以三点启示：第一、艺术的领域被极大地拓展，无论是架上还是空间，艺术创造从这里获得启示，将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性；第二、现代艺术的创作从一味摹洋崇外，开始转向关注自身的传统，民族文化的转挪和借取的方法受到重视，中国现代艺术创作从一开始就包含了某些后现代的倾向；第三、对于画种严格界分的突破和认识上的剥离。这批青年艺术家中有国画家、油画家、版画家和设计家，但都从各自的角度切入“软雕塑”的创作，中国艺术创作和教育在这里较早地呈现了多种综合的趋势。
今天，当我们追怀往事，从心眼里深深感激万曼——这位共和国第一批现代壁挂作品的催生人的时候，也应该把他在80年代中国现代艺术创作中所起的启蒙作用，深深地镌印于心。
万曼之风
万曼先生的家乡是美丽多瑙河畔的奥里亚赫沃，那是一个山脉相连、河流缠绵的壮美之地。每年三月，山岭里的季风从那里吹指而过。万曼就像这风，依恋这片土地，在河谷里、在山岗上，在密林深处吸取力量，而后去向远方。他是革命烈士的遗孤，早年就读于索菲亚美术学院，1953年被国家派送中国留学，先后于中央美院和中央工艺美院完成本科和研究生学业。这场长达六年的留学生涯，最终促使他跨越了专业的界分；他原来的专业是油画，学习期间发现和认识壁挂，而后毅然决然地投身于这个富于挑战性的事业之中。在赢得学业的同时，他还赢得了爱情。1959年，他携同夫人宋怀桂女士回保加利亚，在索菲亚美术学院创立了染织壁挂系。此时，他又像风一样扎入奥里亚赫沃的山山岭之中。寻求和挖掘民间的艺术宝库。他那温厚淳朴的气质与自然纤维材料有着天然的契合，他爱这些毛、麻、棉等自然织材，就像热爱山岭上的绿野和绿野中的羊群。在他家中安放着编织装置，在那里，他默默地将所有的语言和热情倾吐给织机。他关注着这些天然材质，用不同的方法加工泡制。他用手去抚弄和纺织这些柔性纤维揉合在一起，由此来汲引大地和自然的滋养。保加利亚人淳朴厚实的气度、拜占庭文化那宏大辉煌的精神深刻地影响着他。民风悠远和现代创作的双重激情驱动着他。那风重又吹指山岭，万曼势必要以苍雄博大的作品撞响山岗上的晨钟。
这是60—70年代之交，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世界艺坛上鼓荡起一股新的风潮，冲击着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文化规范，造就了较为平民倾向的新文化，形成一个谋求艺术与生活的重新融合、建造新时代生活环境的“总体艺术”（Total Art）的前卫运动。壁挂这一传统建筑空间中的“温性”的饰品，成为塑造新生活环境与观念的运动中最为活跃的革新对象。一批高素质的艺术家涉足壁挂的创造，一方面他们打破艺术与工艺之间习惯的樊篱，一改以往艺术家图式与工匠的技术互相牵制的格局，借取新生活环境的观念，大胆地剪去了现代壁挂牢系在传统民间工艺母体上的脐带，以创造性精神自由地控制创作的全过程；另一方面，他们努力地使平面的经纬线立体起来，离壁而挂，壁挂越来越成为一种雕塑形态而被义无反顾地抛入空间，在那里寻找与现代建筑相互联系的存在形式。在这个变革行列中，万曼是其中重要的一员。1970年，万曼与宋怀桂共同创作的《阿波利亚》采用棕丝为材料，塑造了两个三米多高的觐柱，柱中的正中部位裂开向两侧斜向伸展，古朴、浓重，软性织物的塑造感被发挥到了极致。这是一扇门，一对厚重的柱体，一双从奥里亚赫沃深黛色山脊上生长出来的纪念碑。1969年和1971年，万曼两度入选洛桑双年展，奠定了他在国际壁挂界的地位。他那经典的立柱，带着建筑母体上永恒的形态，极尽浑厚隽伟的多瑙河流域文化的精神风采。万曼始终没有停下前行的脚步。他深知“根”的意义，但也对民间艺术中一些一成不变的东西保持警醒，他注定是要到现代艺术创作的“前沿”去磨砺自己。多年来的经历，把万曼塑造成一个悚惧重复、渴求变化、追赶时光的漂泊者。于是，这风沿着多瑙河谷又一次流向山外。
随后，万曼应法国文化部之邀到巴黎国际艺术城开设工作室，并先后在法国、比利时、澳大利亚、美国等地展出和讲学，同时还与建筑师合作设计空间环境，创作新的实验性的作品。这段时间是万曼一生中创作最为丰盛的时期之一。1977年万曼为巴黎一家电气公司客厅制作了一件红色的《玛蒂诺的管风琴》，这个巨大的心形的织物，依靠编织表面的不同处理，形成一片富于节奏的红色瀑布。1978年创作的《红的渐变》，采用褐色的天然山羊毛为材料，编织了三个亭亭玉立的立柱式的壁挂，并以流水的旋击的加工方式，来达到自然松软而又挺拔的感觉。1979年的《拜占庭》则以一系列卷筒式编织工艺完成一个古朴敦厚的塑体。在万曼的这些作品中，卷筒、圆柱的立体结构被不断地强调，经线与纬线的灵活处理极大地发展了壁挂空间形态的可能性。这些织物像一张原装的网，牢牢地契入建筑环境之中，改造着现代建筑的工业理性。传统文化的精神借助这些温性的天然织材，被带入都市人的生活空间之中，并以其塑造的激情，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心理交流。万曼以他平和朴实之心，将温暖的人情蓄存在纤维生命之中，这些作品已经成为那个软雕塑的辉煌年代中无可争议的经典性作品。
软雕塑的基本特性在于它的“软”，这是由其材料的天然品质所决定的。以重视这种材料品质去发掘软雕塑形式的多样性，是万曼先生创作所关注的中心，而开拓新的材料资源却成了他探求软雕塑形态结构变化的基本动力。可以这么说，万曼对欧洲编织惯用的羊毛和麻已经熟透于心了。通过经线和纬线的变化，改变浮动和紧连的关系，加强线的厚度和扭动，选用不同的染制方式，万曼进行了无数次的尝试。这些材料带着他与生俱来的生命良迹，却又无法束缚住他全部的能量。万曼开始警觉这种毛、麻独步欧洲壁挂界的现象了，他那不断求新的欲望使他再一次猛然抬头，并把目光转向遥远东方的中国。风向东南！
1985年，万曼重返中国，先在北京指导三位艺术家举办了“软雕塑”展览，继而在杭州办起“万曼壁挂研究所”，执导了上述中国现代壁挂创作的序幕。从此，万曼成了一位真正的漂泊者，不停地从一个“家”赶往另一个“家”：从索菲亚到巴黎，从巴黎到中国，不停歇地在三地之间辛劳穿梭。奔走成了他的日课，世界成了他漂泊步幅的导游图。没有功利，却充满了使命感；没有酬报，却始终有着追求。在漂泊中，他把时间和生命交给了艺术，自己却像游动的火炬，以神奇的创造之光，照亮脚下的土地，但并未久留，就又奔向它方，奔向新的未被照亮的区域。
现代壁挂的斗士
70年代现代壁挂的高潮，结合编织材料的塑性和垂性的开发，以及部分现代工业材料的拓展，在空形态上取得不断突破。但与此同时，这些大体量、大尺度、厚肌理的作品已经渐渐地为常人所习见，伴随着对于现代社会文化潮流的反叛与诘问，“新兴人类”的一代对现代艺术游戏法则所形成的定势提出质疑。在历尽材料质地表达的深掘和空间形态的极度开发之后，一种真正意义之上的对于材料的批判的观念引发出对于现代社会消费现象、消费材料的追问，同时，又以极端的形式——反编织的形式，出现在壁挂艺坛之上。这种反编织的形式通过率直的时代和社会意识，戏谑调侃的现成品的套用，来寻觅壁挂艺术的转机。这一倾向恰恰发生在壁挂“回到墙上”的回归之后，它不仅将材料使用的视野探向都市人类日常生活材料，而且也带出空间形式的截然不同的变化。纪念碑式的作品不再受宠，那“回归墙面”的淡淡的优雅和古典的回潮也如一夜昙花。人造材料粉墨登场，都市消费考古式的倾向一时呈山雨欲来之势，“总体艺术”在解放了壁挂创造活力的同时，也把壁挂消泯在了“大艺术”的天地中，并以都市消费的新诗学的总体形象直接与社会对话。
万曼，这位世界的旅者，很早就感受到了这样一种潮动，对于他这一类软雕塑“史诗”年代的铸造者来说，纪念碑形式的消逝，意味着这个辉煌年代的终结，那随之而来的观念和流变将使他面临巨大的挑战。但是，真正的挑战还在于新流变所带出的观念性的反编织倾向正在使“壁挂”消失。万曼，在他返回中国，希望让壁挂在现代主义风潮涌动的情况下返身去拥抱东方悠远传统的时候，在铸造了第十三洛桑双年届的辉煌之后，却不得不面临着现代壁挂正在蛹化的无奈中而被悄然解构的这样一种窘态，可以想见，他内心有多么沉重。事实上，早在1988年开始策划他的个展时，万曼就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泛材料的河遏抑的势头，他巧妙地选择了富有弹性的松紧带为主要材料，将它们编成不同的网络，然后在不同形态、不同结构的空间中牵拉成网，通过网眼的形状变化，松紧带双面色调的变化、光与影的变化，形成了一个流幻的空间。他甚至还筹划着把松紧网拉到竹林中去在真实的自然空间中牵动一个动静相生、虚实相谐的梦。面对着这样的一张与大自然共生的网，我们感觉到了东方诗意的深刻的融合，感受到万曼那种庄重和谨严的风格正在舒解为更加随意、更贴近自然、更符合都市人群心理需求的形态。万曼几乎又一次站在了现代壁挂的潮头。但是，将壁挂的元素极尽解构，直至消失殆尽，这是万曼绝不同意的。
于是，万曼，像一个现代壁挂的斗士，进行了更深刻的革命和更广泛的探寻。在松紧带的另一边，在竹林这外，他把目光盯在了“棕”这一苍劲浓重的自然材料之上。这一次，他大胆地采用棕片本身的随意性的效果，进行了透彻的试验。棕片，带着一种冥顽的自然属性，出现在截然不同的结构之中：在网中，或在框上；呈原始片状，或呈编织线形；包裹着石砖，或缠绕着圆筒；裸现本色，或染上油彩……万曼是想通过“棕”来演示人性与自然纠结萦绕、即分即合的真实状态，是想通过“棕”来传递那种壁挂创作本质的讯息，传递那种人与自然的悠远而温厚的精神性。从《棕1》到《棕10》，万曼的这一系列创作和他的生活一样，带着一种忘我的过程性，迷恋而又不停息地奔向终极。仿佛一场异乎寻常的逐猎，这个斗士带着永远的焦虑和激情，被内在的悚惧和事业的责任逐赶着，在一个个新的创造的荆莽之中持续奔跑，虽然带着血痕，却能够一次次逃离既有模仿的陷井，以生命异样的光彩，始终行进在充盈活力的奔求之中。万曼要以“棕”这传统的材料，蘸着自己的心血，来捍卫现代壁挂的特性。
《棕10》几乎是万曼的最后一件作品，也是他留给我们的一个谜。两个巨大的方框重叠着，中间分成四个小框，右下方的小框上缠满棕线，夹两片红色的棕片；相对的小框，在后层框上，衬一片深重泼辣的画面，上面贴着一把模糊不清的裱画棕刷；边上的小框是一片空白，左下方的小框的框条上缠着旧报纸、旧画报，边上斜拉一条宽宽的松紧带，从上方垂悬下一个不锈钢定锤。这个复杂的作品传递出寓言般的效果。它在诉说什么？那棕线与画面是否代表着自然与人性的对话？那定锤是否代表着万曼内心底处永远的情结呢？那空白是东方式的澄明？是人生艺途上的怅惘与诘问？无疑，这是一个自传式的作品，万曼将自己编入其间，与作品融化为现代壁挂运动的一个巨大的惊叹。在这里，万曼留下了面向艺术本质的严肃诘问，留下真实人性的困惑，还留下他那不屈不挠、矢志不移的精神追求，以及无论木框怎么变动，锤尖都垂直指向地核的永远的雄心。
在纪念万曼先生逝世十周年的今天，回顾这段历程，我们仍然激动万分。令我们深深感动的，是他以非凡的气度和魄力，以无私的奉献精神，创建了现代壁挂创作的基地，为中国美院这一特色创作项目，为中国艺术教育的拓展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基础；是他以独特的敏锐眼光和远见卓识，率先开拓了现代艺术创作与民族传统精神深层结合、当代艺术思考和都市化生活资料的关注相结合的新的创造空间；是他以杰出的艺术家的品格和素质，为世界现代壁挂艺坛做出的一系列开拓性的业绩；是他以一个令我们尊敬和爱戴的长者风度，引领我们走上真正的创作之路，并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一生。
万曼，一个永远值得我们崇敬和爱戴的名字，一首我们反复咏唱的歌。
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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