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杭州解放，国立艺专翻开了新的篇章，雕塑之花悄然绽放。其后的经历曲折坎坷，却踯躅前行，独具风采。
新中国成立之初，举国上下百废待兴，政务院任命刘开渠为国立艺专校长兼任雕塑系主任，1950年国立杭州艺专改称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刘开渠任院长，雕塑系主任由萧传玖担任。1958年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改称浙江美术学院，直至1966年“文革”爆发。在这段时期雕塑系的各位师长从未停歇探索与实践的脚步。虽然身处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起起伏伏，但无论是教学还是创作，尚能维持有条不紊、循序渐进的状态。他们的艰辛努力为以后雕塑的发展积蓄了力量，培养了人才。
一
这一时期大约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949年到1952年，学院遵照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的精神，以老解放区美术教育的经验为基础，吸收旧艺术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对国立艺专进行改造。与此同时，雕塑系师生和全院师生一起参加一系列政治运动，并参加服务于一定社会任务的创作活动。
1953年，国家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美院在前期改造工作的基础上，贯彻执行当时国家提出的为国家建设服务、为工农大众开门的教育方针，并学习借鉴苏联美术教育制度，进而确定了培养社会主义美术创作人才和高等美术学校师资的目标。
雕塑系专业发展也折射着跳动的新时代音符，那是一个激情四溢、干劲十足的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精神基础，雕塑系从单一的基础课增加了创作课和深入生活，而这主要来自前苏联美术学院的教学模式，以创作为中心，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1958年，按照毛泽东的提法，主张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师生掀起了学习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的热潮。这时雕塑系通过各种渠道全面地向苏联雕塑教育学习，基本上采用苏联美术学院雕塑教育的模式，参照它的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案。毫无疑问，苏联雕塑教学体系对雕塑系此时期教学的影响是很大的。苏联一些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进行创作的卓有成就的雕塑家及其作品，成为师生学习的榜样。
50年代伊始，雕塑系承担、参加了众多大型雕塑创作任务，各博物馆、纪念馆、美展作品中都闪现着雕塑系师生的创作智慧与光芒，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组织与创作，上海中苏友好大厦雕塑制作，大连《苏军烈士纪念碑》、《解放一江山岛纪念碑》、首都十大建筑、南昌八一起义纪念碑、《上饶集中营纪念碑》的雕塑创作……或是参加的主力队伍或是老师合作完成或是全系集结的力量，将学、用联系起来，采用了任务带教学的办法，将任务创作纳入教学计划，又加强了基础课教学。使教学、生产劳动、科研、艺术实践得到了一定的结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中国雕塑史上鲜活的一页。“参加创作的同学，能通盘的了解大型雕塑的制作过程，从构思构图到放大到形象刻划，同学反映说：‘我们的提高是跳跃式的，课堂里不能解决的，这里能够得到解决。’毕业班同学反映，根据过去四年的学习，感到毕业后有些慌，但现在雕塑上的问题都碰到过了，毕业后工作有了基础，能使同学知道怎样来塑造领袖像、历史人物、英雄人物，以及浮雕制作的方法。通过制作，同学知道学与用如何结合，了解自己今后那些地方需要加强，基本练习也有新的要求，在观念上也有改变，如同学提出‘现在提的基本练习不够是提在创作中不够的部分，不是指的过去所说的基本练习就是一切的观念。’”[1]与之紧密相关的是雕塑系1954年成立的翻铸组，它受益于大型雕塑并不断完善加强，其任务主要是翻制师生雕塑作品和石膏教具，在教学创作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保障，石膏教具曾一度供应全国各大区的美术单位，影响广泛。
二
新的历史阶段提出新的要求，深入生活的模式，学习老区和苏联艺术教育的经验，开设专业实习课。它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教学成果，培养学生观察生活、锻炼独立创作的能力。专业实习服从教学的需要，其内容服从创作教学的需要，并进行速写、速塑、古代雕塑临摹、制作技术等作业。学校将这个课程列入教学大纲，并且以充裕的经费和组织力量加以实施。
雕塑系师生自1949年到杭州郊区参加土地改革开始，背着铺盖，带着画具到农村、到厂矿、部队去，和工农兵大众、同吃住共劳动，从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他们观察、体验、研究、分析，发现生活中有意义的题材，以速写、速塑的形式留下人物的形象，着力表现新时代的英雄人物、劳动人民的新品质，为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这是这一时期开创的优良传统。
专业实习还包括到各地去考察学习民族、民间的艺术，开设古代雕塑临摹课程，珍视民族雕塑遗产，吸收精华，化为己用，使创作具有民族的气派与特色。
当时雕塑系师生怀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愿望，又受苏联优秀雕塑的启发，虽然现在看来在当时的雕塑语言几乎都是纯一的现实主义手法，但创作热情十分高涨，水平不断提高，作品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三
为了适应新中国雕塑事业发展的需要，在这一时期，雕塑系对培养新师资的工作十分重视，陆续留下一些优秀毕业生在系任教，教学上是老一辈雕塑家的教学法与年轻一代学习苏联经验的融合。文化部于1956年举办雕塑训练班，向苏联雕塑教育学习。规定以培养和提高各高等美术学校雕塑教师水平为主要任务，在教学和研究人员中招考、选拔学员，学制二年（后延长至二年半），由苏联著名雕塑家、雕塑教育家尼·尼·克林杜霍夫主持教学。我院选派王泰舜、许叔阳、沈文强、黄立炤、刘去病五人前去参加学习。他们把苏联的教学法，特别是创作的经验，带回系里，在创作教学中发挥了骨干的作用。
四
当初雕塑系师生也投入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但是，政治的运动频繁，并且不断产生“左”的偏向，带来了不良的后果。“肃反运动”、“反右运动”，都出现扩大化的倾向。雕塑系一些老教授也受到冲击，致使教学力量不足，一度影响教学质量。1959年还进行了“拔白旗”的运动，系里的一些师生受到批判。这些运动严重地挫伤了雕塑系师生认真钻研业务的积极性。在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所谓“大跃进”中，左倾冒进思想泛滥，破坏了正常的教学规律和教学秩序，雕塑系曾出现了一些很不正常的浮夸现象，当然这是大环境造成的，雕塑系也身在其中。后来党中央总结了“大跃进”、“反右倾”的经验教训，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采取一系列措施，雕塑系的教学秩序才趋于稳定。
但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仍然不断地冲击着雕塑系的教学。1964年秋，全国开展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雕塑系师生又成批地长时间地到诸暨、上虞等地参加这个运动，刚制定的教学方案、规章、制度又被彻底打乱。
1966年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浙江美术学院被诬称为“封资修的大染缸”。雕塑系师生也纷纷成立各种造反的战斗队，参与揪斗院、系的所谓“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系里的许多干部、教师受到冲击，长期担任系主任的萧传玖教授被摧残致死。教师的作品，以及作为教具的西洋石膏像被砸烂。教师长期下放劳动。学院奉命迁校到桐庐农村后，全系教师又去桐庐参加建校劳动，业务荒废。“文化大革命”运动破坏了雕塑系多年来形成的优良系风，造成师生身心的创伤，带来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在“文革”初期，完全停课，至1970年成立教学连才招收九名工农兵学员进入雕塑专业学习。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十年动乱结束，雕塑系才从遍体鳞伤中逐渐恢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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